涉事警方低调得近乎神秘，若要判断公安该不该向煤老板收取“赞助费”这样一个是非问题的话，其实不用外人多加辨析与论证，伸手一方的诡异举动已经是大写的答案。不过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斥责意见之外，汹汹议论中亦有若干替当事警方辩解的声音，比如呼吁各界重视警方经费匮乏的问题。也许，对这一事件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在权力与资本之间为什么不能铆上“赞助费”的链条。

　　或许警方经费匮乏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收取“赞助费”的大柳塔公安分局同样面临揭不开锅的窘迫。就在几天前，陕西省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2007年度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名单，神木县已是连续第四年位居第一。在这个煤矿资源丰富、并不缺钱的地方，硬要说自己穷困潦倒，恐怕只能算是一种张口与伸手的借口。当然，这并不重要，因为即便真的经费困难，向企业、个人索要赞助也不会天然合法。那句“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原则，倡导花钱买平安”的说法，在法理上也只能是不攻自破的谎言。

　　大柳塔分局向煤老板收取“赞助费”的行动需要秘密进行，说明在法律法规的显规则层面上，这样的行为被明确禁止而且会受到查处和追究。之所以会有如此严厉的禁止，是因为“赞助费”作为一条危险的锁链，一旦将权力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不仅会绑架权力、侵蚀资本，而且会在整个社会层面引发信任和安定的危机。合法政权所拥有的权力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极大认同，那是因为公共权力一般是用来保障公众权利的。但是“赞助费”的出现，将使权力的天平明显倾向资本一方，公正的流失同样意味着权力合法性的流失。资本本身并不是坏东西，但它一旦和权力媾合，就会丧失通过自由竞争牟利的动力，进而在腐化权力的同时，也腐化了自身。

　　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社会运行机制对权力与资本作出了防范性的制度安排。权力需要维持其运行的基本费用，这要通过税收的形式由专门机关取得，再分配给各个公共机构。这样以来，权力行使者与税负提供者之间就没有了对应关系，足以消除权力对经费来源的顾忌，也为公正执法确立了经济方面的基础。不仅如此，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即便有罚没的权力，其收入也必须通过“收支两条线”等制度性安排，以达到“去关联化”的目的。公安机关向煤老板收取“赞助”，其实质是自行戴上了充满了诱惑和危险的锁链。公安机关能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安全，煤老板额外的赞助需要额外的安全产品来交换，额外的保护其实就是庇护或袒护。

　　即便是真的经费匮乏，也需要通过合法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无数案例已经证明，私下索要的“赞助费”很少能够用于办案等光明正大的途径，个别人、小团体或者部门利益对“赞助费”的瓜分是十有八九的结局。为少数人的私囊去出卖公共权力的信誉，这样的买卖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漠视或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