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对原子弹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１９８８年因患癌症逝世。本报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０日曾摘登《科学顽童费曼的故事》一文，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费曼所著《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李沉简等译）。现选摘有关内容，以飨读者。

    小时候父亲这样教我

    当我还坐在婴儿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艺儿。我父亲把它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父亲让我变出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哪儿加个蓝，就让他加好了。”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读里边的章节。有一次读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２５英尺，头有６英尺宽。”随后父亲对我说，“呀，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我想像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极了，新奇极了。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丛林的时候，我爸说：“看见那鸟儿了么？那是只斯氏鸣禽。”（我那时就猜想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做‘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鹈’，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现在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我们还是来仔细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是在啄它的羽毛，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所以要啄着羽毛再梳理整齐吧。”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

    我说，“得啦，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因为有虱子在做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粘粘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Ｃ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瞧这枯黄的Ｃ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的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爸，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

    “因为运动的物质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进行兴趣盎然的讨论， 没有任何压力。它在一生中一直激励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