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铖祎:呼应民意的务实之举

　　户籍制度是伴随国家而生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国家机器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口进行调查、登记、分类，进行征调赋役、开展道德教化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

　　1958年前，我国并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实际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正式实施，确立了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制度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五十多年来，就业、就学、医疗、养老等诸多公共服务政策都以户籍制度为原点展开，户籍制度已成为与老百姓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离的最重要社会制度之一。

　　在中国，“户口问题”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户籍”二字也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中最敏感的词汇之一，十多亿中国人因为它的存在而被区分成三六九等，在户籍制度的藩篱下，导致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对立，产生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矛盾，形成了此代人与彼代人的冲突。这里既有“同人不同命”，因为生活成本的不同，法律公开地将人身伤亡的补偿标准区分为城里人和农村人两种；这里也有“同工不同酬”，如在上海存在有城保、镇保、农保和综保等，分别适用本地中心城镇、本地小城镇、本地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四种保险设计，享受差级化的养老待遇；这里还有“同情不同路”，有报道说，北京、上海、广东等城市中许多人会在择偶中考虑户口因素，“户口”成为横亘在“爱情”面前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历史上就是人口导入的重点区域。很大程度来说，上海今天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努力和贡献。有研究表明，一定规模和素质的人口流动，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前提，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口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拥有着严格但有序的人口准入制度。在融化户籍制度的坚冰方面，上海曾有过“蓝印户口”的尝试，也正在推广实行“居住证”的制度。这次又出台了居住证转户籍的实施细则，充分展露出在接纳各种人才方面的开放姿态。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并非能一蹴而就，因为户籍制度的“病根”还在中国社会的城乡两元差距发展的格局上，不可能靠出台一个实施细则就满足所有人进“大上海”的需要，也不能指望让户籍制度改革走在所有政治制度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实施人口总量控制还是考虑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承载能力问题后的必然选择，有条件的放开“人口准入的大门”是一种呼应民意的务实之举。不过，从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总的形势来看，户籍制度同其他社会福利逐步的剥离的趋势日渐明显，如全国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办法正在加紧出台，医疗保险的跨省市互认机制已经在长三角地区初步实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户籍制度会还以人口登记功能的本来面目，逐步淡化其他的社会管理附加功能。